中国从2013年开始的农业生产体系绿色转型如何落地? 专家认为价格、信任和对生态农业参与者的支持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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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位于南京江宁的“时间农场”里，17个家庭参加了一场以家庭为单元的农场运动会。项目新颖有趣，包括“标枪叉鱼、拔草比赛、花海接力赛、蔬菜速运”等。

“时间农场”是一个提倡绿色环保的生态农场，创办者顾英俊希望通过运动会这种轻松有趣的方式推广农场生态永续的理念，并和消费者联系更紧密。

48岁的顾英俊于2012年辞去银行的IT技术顾问，创办了“时间农场”。一年后的2013年，中国提出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时间农场“可谓正逢其时。然而，在主流的农业模式将农产品价格压得很低的现实压力下，顾英俊要维持产品的品质需要高人力成本高投入，结果就是连续多年的亏损，直到六年后农场才实现营收平衡。

“成本高但是也不能卖太贵，不然更卖不出去了。要在顾客能接受的范围定价。” 顾英俊说。

时间农场所面临的压力是中国农业体系转型面临重重障碍的一个缩影。

时间农场里的家庭接力赛，农场希望以这种方式与消费者建立联系。图片来源：第五相社区

价格为王

4月底在南京举办的“中国生态农业实践推广”会议（会议）上，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乔玉辉举例说明生态农业在价格上的巨大劣势：普通农场喷洒完一瓶农药只需一个人一两小时，如果雇佣无人机洒药，1亩地仅需数分钟；采用无农药的生态方式，成本就要高得多，单除草一项每次就需要数位工人连续多日工作。

以“时间农场“为例，农场占地56亩，种植20亩水稻，20余种蔬菜、10余种果树以及鸡鸭鹅等家禽。农场循环利用自身的废弃物，土质松软，基本达到了免耕状态。但土地肥力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杂草。

顾英俊介绍，农场常年雇用两位村里老人帮忙，农忙时包括自己在内需要五至六人除草，而每个工人每日工资100元，拒绝使用农药导致农场运营需要巨大人力成本。而大部分的消费者对于这种看不见的成本并不愿意买单。

专家认为政府应当对生态种植的农户提供奖励或补贴。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骆世明说：“我们（政府）不是没钱，问题是这些钱该怎么用。破解诸如此类价格成本矛盾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需要政府从中调控。”

信任危机

信任不足是消费者对生态农产品不买账的重要原因之一。

“消费者都会对有机与否存疑”，37岁的“分享收获”生态农场负责人石嫣说，“很多人对于有机或生态方式种植出的产品存在一些刻板印象，有人认为产品应该长得小而丑，有虫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外形好看包装精美。”当产品与印象不符，不信任就滋生了。

石嫣的农场经营管理模式或许能够给解决农户和消费者之间信任问题带来一些启示。

“分享收获”农场2012年成立，通过会员模式运营，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户的会员家庭，年营业额已达到千万元的水平。

石嫣发展农场的理念之一是不断地和消费者保持近距离的互动，让消费者看到农场的种植方式。

中国2003年开始就尝试通过有机产品认证机制建立信任，然而，高昂的成本让小农户负担不起。

石嫣曾尝试通过有机认证的方式获取消费者信任。但平均一个农产品认证一次需要1万元人民币左右，且每年都需要重新认证。石嫣的农场一年出产的农产品有四十多种，无法承担高昂的认证价格。

“有机认证制度只能帮助资金条件较好的企业或者已成团体的合作经营形式，“乔玉辉教授说。

然而现实是，以家庭为单位、相对经营规模较小的小农户仍旧是中国农业的主要力量，而他们一般不具备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管理水平。因此有机认证能够覆盖到的范围十分有限

此外，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Steffanie Scott教授在会议上表示，“高昂的价格以及数次认证造假丑闻，使有机产品认证机制的作用大打折扣”。

思想牢笼

传统的中国农业中，讲究用地与养地相结合，自给自足，资源与废料都能在这样的体系中循环利用，是一种相对生态的方式。

骆世明教授介绍说，中国农业由生态转向工业化的过程有两个阶段，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因为人口增长的压力，粮食生产成为首要目标，生态因素开始被遗忘；而改革开放后到2011年，工业化农业加速发展，生态效益几乎完全被忽视。

现年73岁的骆世明几乎见证了中国建国后的农业变迁，他认为，“长期饱受温饱问题困扰的国人，形成了追求高产量的思维定式，生态考量也就随之慢慢被遗忘了，传统的种植方式渐渐流失。”

注重产量的政策在2013年开始有所改变。在2013年提出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后，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这一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的文件中提出了“农业的多种功能”，开始寻求农业除了“喂饱国人”之外的社会、文化以及环境意义。今年，“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再次在一号文件中被提及。

当追求量产不再是唯一标准，中国的农业生产为什么依旧转型艰难？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陈卫平通过对山东、福建及四川省等地共50余位农户进行深度访谈，发现他们普遍迷信化肥农药等农业用化学品，并追求机械化自动化，以期更大限度减少劳动量。

陈卫平发现，即使在现阶段的鼓励生态农业政策之下，一些既有的激励机制仍在延续，例如大规模种植诸如大豆、玉米等作物的农户才能获得某种补贴、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种植等。

“新农人”的加入

2017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之后，越来越多像石嫣这样在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开始从城市返乡归田。这些自称“新农人”的青年，开始成为推动中国工业化农业向生态转型的重要力量。

新农人群体的出现被视作激活中国农业的新鲜血液。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发起人常天乐表示，新农人有着更好的经营管理能力，并且更看重长期的土地效益，对农业化学品的使用更慎重，更看重农场的生态效益和综合产业开发。

但常天乐也表示，因为乡村教育资源不足等原因，新农人往往难以常驻乡村。

“这些经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父母们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即使生活在乡村，也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常天乐说，但是中国农村现有的教育资源与城市差距过大，不能满足这部分的需求。

石嫣认为留住新农人的核心就是提高生活质量，乡村的教育、卫生体系、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服务保障需要同步发展。

“当谈论农业的时候，不谈整个农村的变化，这个讨论是不成立的。”石嫣说。

（编辑：小虫）